然后，我上5楼的水钢集团办公室，接待人员很热情，我说明来意，他建议我去集团老干部办公室，鞍钢支援水钢的干部职工都已给离退休了，老干部办公室了解情况。他说老干部办公室就在水钢实验小学对面那个小楼，在山的对面，让我打个出租车过去。

走在门口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去老干部办公室爬山也可以过去，我选择了翻山过去。大约攀登半个小时，来到了水钢老干部办公室。也巧，正好老干部办公室正召集老干部学习。

老干部办公室的人员知道我是作家、记者，很支持我，分别找来3位当初鞍钢援水钢干部接受我的采访。

(资料图片)

第一个是87岁的黄振泽，1962年10月于重庆大学冶金系毕业炼锏专业毕业，分配到鞍钢工作，先后担伫高炉工长。603办公室技术员。1966年来水钢，在水钢的34年里，他先后担任高炉工长、工程师、主任工程师、水钢总工程师、水钢班子成员、副厅级干部，他是“三线”水钢建设参与者、精神的打造者，文化的传承者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，重温水钢建设那段历程。

贵州六盘水是偏僻的山区，有铁矿资源，1966年，国家批准水城筹建钢铁厂，根据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建设方式，水城钢铁厂选在青杠林场，对外称603工程。

当时水城是个一万多人口的小县城，一下子来了8万建设大军，自己搭席棚子，干部工人住一起，吃大锅饭，很少吃上新鲜蔬菜，吃上一顿豆腐就是改善生活。

黄振泽当高炉工长的水钢1号高炉，原是原是鞍钢的2号高炉，是1919年日本在掠夺东北资源时修建的，这台高达22米的庞然大物被拆编号后，跋山涉水，从鞍山抬进到水城。

第二位是84岁的吴安石，他是湖南株洲人，1958年大炼钢铁时，从株州的学校直接分配到鞍钢，工作一年多报名参军，1966年转业又回鞍钢，在鞍钢接待处，负责接待工作。

来水城前，处长找他谈话，是去水城去一个长差，时间6个月，可谁知道这一来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，在水城干一辈子。那一次远行，他记忆深刻，从贵阳到水城坐15个小时火车，那时铁路满负荷，客车给货车让路，把运往三钱（水城）物资尽快到位。

在水钢他负责接待鞍钢干部、技术人员、工人，跟武汉、贵阳铁路局、站，汽车客运站沟通，设专线、专车，不管来多少人，都确保能够及时到达水城，给他手的就有近3万人。

林桂梅，1967年高中毕业随父亲林春益从鞍钢来到水城。

从水城东站下车，阴雨绵绵，当晚被安排到帐篷旅社，心里顿时觉得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”的感觉。被服是潮湿的。

第二天，18个女同志分到炼钢厂，住在大矿槽里，没有床，把行李铺在地上。饮食是杂面馒头，菜是辣椒，酱油是“固化”的。但是都克服，红旗飘扬水钢，人挥汗如雨，想方设法奉献青春。“党叫干啥，就干啥”。“甩开膀子干，出了一身汗；从早干到晚，为了建三钱；风梳头，雨洗脸，守炉餐，伴炉眠，战高温，夺高产”。是当时人们工作劳动真实写照，是那个时代的精神。

鞍钢支援水钢那代人，大都不在了，“忠骨”埋在水城，但他们的后代还在，可谓“献了青春献子孙，献了子孙献终身”。现在有20万鞍钢人子孙，奋战在六盘水的四化建设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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